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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老学长留德15年,回国’炼成’了科技部部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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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钢简历

  1952年 出生于上海

  1968年 到吉林省延吉州下乡务农

  1975年 在东北林学院学习

  1979年 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

1982年 在同济大学任教

1985年 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

1990年 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,任高级工程师、技术经理

2000年 就职于同济大学,历任工程中心主任、院长、校长助理、副校长、校长

  2005年 加入中国致公党

  2006年 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

  2007年至今 任中华人民科学技术部部长

2007年5月20日,万钢站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舞台上,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母校的庆典。校庆之后,他就要北上赴任国家科技部部长。一有间隙,他就抽空在各个办公楼里再转转,依依不舍,’越要走的时候,越怀念这里’。

这是教会了他踏实做人、宽厚待人的地方,是把他放飞到万里之外的德国,又召唤着他义无反顾地回来的地方。

2017年4月27日,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。此举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’突破’,万钢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,广受关注。因为,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出任部长的第一位民主党派人士,而且是一个回国只有7年的’海归’。从德国工程师、同济校长助理、大学校长,再直接 ’飞跃’到部长,万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轨迹。

  寻找德国最杰出的华人

帮助万钢完成这系列’飞跃’的一位关键人物,是现任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周家伦。当时,周家伦是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参赞,职责之一就是’搜寻’当地的优秀华人,帮助他们为祖国出一份力。’万钢那会儿是德国最杰出的华人之一,自然会引起我的关注。’今天,已经是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的周家伦如此谦虚地说道,’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。’

1996年,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组建,周家伦推荐万钢去做首任会长。因为’他不只专业技术过硬,而且对事物有整体把握能力’。不久,万钢又成为中国驻德国大使的4名顾问之一,遇到经济问题时,大使都会向他咨询。’他和一般留学生的区别在于,他一眼看着国际最前沿的东西,一眼看着国内,然后聚焦,找到我们所能做的事。’

万钢和周家伦都是同济校友,但他考进同济的路,却走得很曲折。在东北插队6年、读书4年后,万钢才成为同济大学的研究生。那已经是1979年,时代的机遇悄悄降临到勤奋好学的万钢身上——这所由德国人创办、又从德文’Deutsch’而得’同济’之名的大学,重新打开和德国的学术交流之门。1985年,万钢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,登上留学德国assignment代写的飞机。

在德国碰到的第一件事,让万钢学会了自信。

万钢到克劳斯塔尔大学的外办,打听教学安排。德国老师很客气,请他先参加外国留学生德语入学考试。万钢不服气:我的德语这么好,为什么还要考?德国老师惊讶地看着他,安排几位教授跟他聊了整整一个小时,问了很多问题。结果是:同意免试。

从此万钢知道,德国人需要的,不是一味谦虚,而是实事求是地展示才华。

万钢在克劳斯塔尔大学,碰上了一个很有名的导师,佩特·迪茨教授,他在整个德国工业界都享有盛名。迪茨教授有个特点,指导博士生时,从来不说你应该如何,只提出一些问题,让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正是导师的这种培养方式,使万钢的实际动手能力、独立解决问题能力、创造性研究的能力,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,也逐步形成了后来他任同济校长时的办学理念。

博士论文答辩后的一天,导师找到了万钢。这是一次’交心’的谈话,导师希望万钢留下,做一名德国教授;万钢却愿意去企业锻炼。万钢当然清楚,放弃在德国有很高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教授职业,转而投身企业,有着很大的风险。’但越是有风险,越能刺激我创新的激情。’最终他和导师达成了协议:一边在公司工作,一边兼任教授、指导博士生。

1990年,万钢带上他的博士毕业论文,走出校门,来到了奥迪汽车公司。这篇博士论文里所研究的降低汽车车内噪音的技术,在奥迪得到了高度重视。一直到两年前,该技术才从奥迪所属的大众汽车集团的生产线上’退役’,共计生产了3500万套产品。

万钢在奥迪一干就是11年,从基层工程师,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。每年,他的手里有6000多万马克的研发经费,可以自由支配。他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,主持了15项关键技术课题,逐渐成为德国汽车行业的精英人物。有些研发项目,德国人做不出来了,奥迪公司总裁就会跑来问万钢’有何高见’。1998年,他被《德国工业导报》评为汽车行业年度十佳科学家之一。2005年,已经归国的万钢重访故地,德国汽车重镇下萨克森州的州长特意授予他’铁十字勋章’,以表彰他当年的汽车低噪音设计。

 回家当教授

在德国时,万钢每次到柏林出差,都会找周家伦聊天,聊国际汽车的趋势,聊中国汽车的发展:’中国汽车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,引进——落后——再引进——再落后,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。否则,一旦市场形成了,我们就被淘汰了,民族工业就没了。’万钢的赤子之情,打动了周参赞。于是1999年,在他的穿针引线下,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万钢,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。

这次回国,万钢’触目惊心’: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!而那一年中国加入WTO的热潮,还让国内盛行一种’汽车引进论’:中国没必要做自己的汽车嘛。万钢忧心忡忡,他撰文向国务院提出,中国汽车产业要跨跃式发展,新能源汽车是个切入口,传统能源汽车技术我们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多年,但新能源技术我们的差距没有那么大;况且这样一来,以后有能源危机了,我们也不怕。

新能源汽车?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正巧,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,在周家伦的引荐下,万钢与她见面了。朱部长正式邀请万钢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,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。

这个邀请太诱人了。此时,万钢想起了同济的老校长李国豪(毕业于TU达姆)。有一年,李校长访问德国,万钢和老校长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李老对他说:’虽然你在奥迪干得很不错,进入了一个高峰,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,国内目前形势很好,回国可能迎来更有意义的高峰啊。’

万钢的身上’流淌着同济的血’,能够回母校教书、把他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传授给下一批同济人,万钢觉得太幸福了,’我不是急流勇退,而是急流勇进’。这股’急流’,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。因此,放弃奥迪年薪百元美元的高级经理职位,他一点也没有犹豫。

在德国生活了近20年,他对中国的感情却日益深沉。有一回,奥迪公司新闻处的于尔根·德·格莱佛问本刊驻德国记者吕鸿,’你说万是中国人,还是德国人?’’中国人。’熟悉万钢的吕鸿毫不犹豫地回答,他又反问了对方同样的问题,格莱佛想了想,给出了相同的答案:’中国人!’

 2000年,中国人万钢,’回家当教授’。

  ’哪怕一路黑,你要走到底’

那一天正是2000年的圣诞节。当德国人开始欢庆节日时,万钢只身一人,回到了同济大学,庆祝自己的’回归’。

此时的同济,已经为他造好了’庙’,就等着这尊’神’回来。在同济的办公楼里,最好的一间办公室已经挂上了’同济大学新能源工程中心’的牌子;10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也已到位;当时去机场接万钢的汽车工程系主任、后来汽车学院成立时的院长余卓平,已欣然表态,’万钢绝对是个领军人物,以后我就是他的配角。’

万钢没有动手,先是动嘴,他去公关了。结果,当时的上海副市长、主管经济工作的蒋以任又给了这个课题50万元,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出了50万元。200万元做一个软课题,学界和汽车行业都为之震惊——以前同类的课题,能有20万经费就不错了。拿着2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,万钢选准了电动汽车的燃料电池,作为突破口。他做了一个调研,’在全球现有资源下,中国如何发展燃料电池’。

这个调研报告,为电动汽车专项列入国家863计划,打下了良好基础。课题接近收尾的时候,接替朱丽兰的新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,把万钢召到了北京。一番长谈,整整半天的时间,徐部长当场拍板:成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,前期先设立规划组,万钢任规划组组长。’你去规划,不管多少我都支持’,’这件事情认定要干,哪怕是一路黑,你也要走到底。’

一直惴惴不安、摸不清新部长意向的万钢,此时万分激动。回到同济,他对大家说:’没有想到徐部长这样支持我们的研究方向!’。万钢是个细心的人,他给徐冠华的’腰包’打了个折,原本应该在10亿元以上的科研项目经费,万钢只申请了8.8亿。然后,他就抱回了该项目最难啃的一块’骨头’——燃料电池轿车的研发,一头扎进了研究室。

当时国内燃料电池的概念,还是一排排100瓦灯泡作为电池的负荷,这和汽车负荷完全是两码事。有专家将了万钢一军:’只要你能把这套‘庞大’的动力系统装到小轿车里去就算你赢了,先不用说动了,动不动以后再说。’还有人问,汽车那么多赚钱的项目不搞,为什么搞一个现在赚不到钱的?

顶着这样的质疑,万钢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发。为了迎头赶上国外同行,他每天都在实验室。出差回来,家不回、办公室不去,第一站先到实验室。没有暖气,就买了很多军大衣来过冬。凌晨两、三点,为了某个零部件的调试,万钢和同事们都不愿走,裹着军大衣,在一边盯着。

后来,万钢提出,要建一个’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’,这下又炸开了锅。有人说,汽车风洞是个烧钱的无底洞,模拟一个真实动感的外部环境,来测试实验室里的新车各项指标过不过关,划算吗?钱从哪里来呢?万钢并没有只向政府伸手,他多条腿走路,请企业以预付款的形式出资,等风洞建好后,用实验费用还款,还可以为每个需要的汽车企业提供服务。

事实上,与企业合作,对于有过11年奥迪工作经验的万钢来说,是驾轻就熟的。2002年,徐冠华部长对万钢说过,’要以企业化的形式搞科研’。很快,同济大学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经委、科委,就共同成立了一家燃料电池动力汽车有限公司,第一任总经理正是万钢。迄今为止,这家公司已经和200多家企业合作,筹集了10多亿的社会资金。

转眼就到了2006年,万钢带着他的’超越三号’汽车来到了巴黎,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。结果,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通用、福特、日产等汽车巨头,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,而且在氢消耗、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。中国驻法国大使激动地对万钢说,’当大使以来,我第一次在这种技术比赛中看到中国人,我很骄傲。’

 他就是国家需要的人

刚回国时,万钢第一站先到北京。一周内,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了5个部级干部。一个个地去’游说’新能源汽车计划。后来,汽车界的两位院士郭孔辉、郭重庆又联手给他写了封推荐信,推荐该项目。陪他同去的余卓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满脸的钦佩:’我从来没看见过像他这样直接跟部级干部打交道的,他能这么坦然,是因为他心无杂念,他知道,要干成大事情,光蹲实验室不行。’

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,在万钢回国后,看望过他几次。第一次来,看到他没有暖气、只有军大衣的研发条件,十分惊讶:’你为什么要回来?’第二次来时,看法已经有所改变:’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。’到了第三次,科勒发出了由衷的感慨:’照这样的速度,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。’

’事实证明,国外花30年研制出来的第一代产品,我们只用2年就完成了,万钢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。’作为并肩战斗的伙伴,余卓平感叹道,万钢是个汽车’痴’人,除了勤奋、执著,还有大智慧、好眼光。

5月14日,温总理视察同济时曾提出过的一个期望:仰望天空,而不只是看着脚底下;身为校长的万钢,率先做到了。

万钢是在2004年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的,和他搭档的党委书记,正好是他的’伯乐’周家伦。他们一起领导着’同舟共济,自强不息’的母校,走到了100年校庆的日子;几天前又一起欢迎和同济有不解之缘的德国贵客总统克勒、前总理施罗德……

这次校庆,也是万钢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出现在同济大学了。面对记者,他只是简单地说: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,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到新岗位上的第一件事是’学习再学习’。在和同济副校长陈小龙聊天的时候,万钢就是这样说的:’徐部长已经定下了非常好的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,我去当部长,一定会沿用。’陈小龙说,根据他对万钢的了解,’作为一个部长,他不会太多去管科技部内部的事务,更主要是在宏观层面、在国家层面去拓展合作,包括国际交流。’离开前,万钢说:’小龙,汽车学院的事就拜托你了。’

 记者问陈小龙,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’完人’的万钢,难道就没有缺点吗?陈小龙说:’中组部考察时,我回答过同样的问题,那时我想了很久,答案是‘有点胖’,你们应该理解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了。胖再加上睡眠时间太短,对他身体不好。好在他睡眠质量还好,只要躺下就能睡着。’

躺下就能睡着的万钢,在听到自己即将做部长的那晚失眠了。’做校长时还觉得心中有底,可做部长,责任重大。’

但周家伦依然那么笃定。3年在国外,7年在国内,10多年的相识、共事,’我太了解他了,他就是国家需要的人’。

  他就叫万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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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钢简历

  1952年 出生于上海

  1968年 到吉林省延吉州下乡务农

  1975年 在东北林学院学习

  1979年 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

1982年 在同济大学任教

1985年 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

1990年 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,任高级工程师、技术经理

2000年 就职于同济大学,历任工程中心主任、院长、校长助理、副校长、校长

  2005年 加入中国致公党

  2006年 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

  2007年至今 任中华人民科学技术部部长

2007年5月20日,万钢站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舞台上,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母校的庆典。校庆之后,他就要北上赴任国家科技部部长。一有间隙,他就抽空在各个办公楼里再转转,依依不舍,’越要走的时候,越怀念这里’。

这是教会了他踏实做人、宽厚待人的地方,是把他放飞到万里之外的德国,又召唤着他义无反顾地回来的地方。

2017年4月27日,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。此举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’突破’,万钢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,广受关注。因为,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出任部长的第一位民主党派人士,而且是一个回国只有7年的’海归’。从德国工程师、同济校长助理、大学校长,再直接 ’飞跃’到部长,万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轨迹。

  寻找德国最杰出的华人

帮助万钢完成这系列’飞跃’的一位关键人物,是现任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周家伦。当时,周家伦是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参赞,职责之一就是’搜寻’当地的优秀华人,帮助他们为祖国出一份力。’万钢那会儿是德国最杰出的华人之一,自然会引起我的关注。’今天,已经是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的周家伦如此谦虚地说道,’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。’

1996年,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组建,周家伦推荐万钢去做首任会长。因为’他不只专业技术过硬,而且对事物有整体把握能力’。不久,万钢又成为中国驻德国大使的4名顾问之一,遇到经济问题时,大使都会向他咨询。’他和一般留学生的区别在于,他一眼看着国际最前沿的东西,一眼看着国内,然后聚焦,找到我们所能做的事。’

万钢和周家伦都是同济校友,但他考进同济的路,却走得很曲折。在东北插队6年、读书4年后,万钢才成为同济大学的研究生。那已经是1979年,时代的机遇悄悄降临到勤奋好学的万钢身上——这所由德国人创办、又从德文’Deutsch’而得’同济’之名的大学,重新打开和德国的学术交流之门。1985年,万钢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,登上留学德国assignment代写的飞机。

在德国碰到的第一件事,让万钢学会了自信。

万钢到克劳斯塔尔大学的外办,打听教学安排。德国老师很客气,请他先参加外国留学生德语入学考试。万钢不服气:我的德语这么好,为什么还要考?德国老师惊讶地看着他,安排几位教授跟他聊了整整一个小时,问了很多问题。结果是:同意免试。

从此万钢知道,德国人需要的,不是一味谦虚,而是实事求是地展示才华。

万钢在克劳斯塔尔大学,碰上了一个很有名的导师,佩特·迪茨教授,他在整个德国工业界都享有盛名。迪茨教授有个特点,指导博士生时,从来不说你应该如何,只提出一些问题,让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正是导师的这种培养方式,使万钢的实际动手能力、独立解决问题能力、创造性研究的能力,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,也逐步形成了后来他任同济校长时的办学理念。

博士论文答辩后的一天,导师找到了万钢。这是一次’交心’的谈话,导师希望万钢留下,做一名德国教授;万钢却愿意去企业锻炼。万钢当然清楚,放弃在德国有很高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教授职业,转而投身企业,有着很大的风险。’但越是有风险,越能刺激我创新的激情。’最终他和导师达成了协议:一边在公司工作,一边兼任教授、指导博士生。

1990年,万钢带上他的博士毕业论文,走出校门,来到了奥迪汽车公司。这篇博士论文里所研究的降低汽车车内噪音的技术,在奥迪得到了高度重视。一直到两年前,该技术才从奥迪所属的大众汽车集团的生产线上’退役’,共计生产了3500万套产品。

万钢在奥迪一干就是11年,从基层工程师,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。每年,他的手里有6000多万马克的研发经费,可以自由支配。他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,主持了15项关键技术课题,逐渐成为德国汽车行业的精英人物。有些研发项目,德国人做不出来了,奥迪公司总裁就会跑来问万钢’有何高见’。1998年,他被《德国工业导报》评为汽车行业年度十佳科学家之一。2005年,已经归国的万钢重访故地,德国汽车重镇下萨克森州的州长特意授予他’铁十字勋章’,以表彰他当年的汽车低噪音设计。

 回家当教授

在德国时,万钢每次到柏林出差,都会找周家伦聊天,聊国际汽车的趋势,聊中国汽车的发展:’中国汽车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,引进——落后——再引进——再落后,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。否则,一旦市场形成了,我们就被淘汰了,民族工业就没了。’万钢的赤子之情,打动了周参赞。于是1999年,在他的穿针引线下,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万钢,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。

这次回国,万钢’触目惊心’: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!而那一年中国加入WTO的热潮,还让国内盛行一种’汽车引进论’:中国没必要做自己的汽车嘛。万钢忧心忡忡,他撰文向国务院提出,中国汽车产业要跨跃式发展,新能源汽车是个切入口,传统能源汽车技术我们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多年,但新能源技术我们的差距没有那么大;况且这样一来,以后有能源危机了,我们也不怕。

新能源汽车?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正巧,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,在周家伦的引荐下,万钢与她见面了。朱部长正式邀请万钢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,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。

这个邀请太诱人了。此时,万钢想起了同济的老校长李国豪(毕业于TU达姆)。有一年,李校长访问德国,万钢和老校长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李老对他说:’虽然你在奥迪干得很不错,进入了一个高峰,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,国内目前形势很好,回国可能迎来更有意义的高峰啊。’

万钢的身上’流淌着同济的血’,能够回母校教书、把他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传授给下一批同济人,万钢觉得太幸福了,’我不是急流勇退,而是急流勇进’。这股’急流’,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。因此,放弃奥迪年薪百元美元的高级经理职位,他一点也没有犹豫。

在德国生活了近20年,他对中国的感情却日益深沉。有一回,奥迪公司新闻处的于尔根·德·格莱佛问本刊驻德国记者吕鸿,’你说万是中国人,还是德国人?’’中国人。’熟悉万钢的吕鸿毫不犹豫地回答,他又反问了对方同样的问题,格莱佛想了想,给出了相同的答案:’中国人!’

 2000年,中国人万钢,’回家当教授’。

  ’哪怕一路黑,你要走到底’

那一天正是2000年的圣诞节。当德国人开始欢庆节日时,万钢只身一人,回到了同济大学,庆祝自己的’回归’。

此时的同济,已经为他造好了’庙’,就等着这尊’神’回来。在同济的办公楼里,最好的一间办公室已经挂上了’同济大学新能源工程中心’的牌子;10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也已到位;当时去机场接万钢的汽车工程系主任、后来汽车学院成立时的院长余卓平,已欣然表态,’万钢绝对是个领军人物,以后我就是他的配角。’

万钢没有动手,先是动嘴,他去公关了。结果,当时的上海副市长、主管经济工作的蒋以任又给了这个课题50万元,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出了50万元。200万元做一个软课题,学界和汽车行业都为之震惊——以前同类的课题,能有20万经费就不错了。拿着2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,万钢选准了电动汽车的燃料电池,作为突破口。他做了一个调研,’在全球现有资源下,中国如何发展燃料电池’。

这个调研报告,为电动汽车专项列入国家863计划,打下了良好基础。课题接近收尾的时候,接替朱丽兰的新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,把万钢召到了北京。一番长谈,整整半天的时间,徐部长当场拍板:成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,前期先设立规划组,万钢任规划组组长。’你去规划,不管多少我都支持’,’这件事情认定要干,哪怕是一路黑,你也要走到底。’

一直惴惴不安、摸不清新部长意向的万钢,此时万分激动。回到同济,他对大家说:’没有想到徐部长这样支持我们的研究方向!’。万钢是个细心的人,他给徐冠华的’腰包’打了个折,原本应该在10亿元以上的科研项目经费,万钢只申请了8.8亿。然后,他就抱回了该项目最难啃的一块’骨头’——燃料电池轿车的研发,一头扎进了研究室。

当时国内燃料电池的概念,还是一排排100瓦灯泡作为电池的负荷,这和汽车负荷完全是两码事。有专家将了万钢一军:’只要你能把这套‘庞大’的动力系统装到小轿车里去就算你赢了,先不用说动了,动不动以后再说。’还有人问,汽车那么多赚钱的项目不搞,为什么搞一个现在赚不到钱的?

顶着这样的质疑,万钢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发。为了迎头赶上国外同行,他每天都在实验室。出差回来,家不回、办公室不去,第一站先到实验室。没有暖气,就买了很多军大衣来过冬。凌晨两、三点,为了某个零部件的调试,万钢和同事们都不愿走,裹着军大衣,在一边盯着。

后来,万钢提出,要建一个’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’,这下又炸开了锅。有人说,汽车风洞是个烧钱的无底洞,模拟一个真实动感的外部环境,来测试实验室里的新车各项指标过不过关,划算吗?钱从哪里来呢?万钢并没有只向政府伸手,他多条腿走路,请企业以预付款的形式出资,等风洞建好后,用实验费用还款,还可以为每个需要的汽车企业提供服务。

事实上,与企业合作,对于有过11年奥迪工作经验的万钢来说,是驾轻就熟的。2002年,徐冠华部长对万钢说过,’要以企业化的形式搞科研’。很快,同济大学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经委、科委,就共同成立了一家燃料电池动力汽车有限公司,第一任总经理正是万钢。迄今为止,这家公司已经和200多家企业合作,筹集了10多亿的社会资金。

转眼就到了2006年,万钢带着他的’超越三号’汽车来到了巴黎,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。结果,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通用、福特、日产等汽车巨头,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,而且在氢消耗、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。中国驻法国大使激动地对万钢说,’当大使以来,我第一次在这种技术比赛中看到中国人,我很骄傲。’

 他就是国家需要的人

刚回国时,万钢第一站先到北京。一周内,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了5个部级干部。一个个地去’游说’新能源汽车计划。后来,汽车界的两位院士郭孔辉、郭重庆又联手给他写了封推荐信,推荐该项目。陪他同去的余卓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满脸的钦佩:’我从来没看见过像他这样直接跟部级干部打交道的,他能这么坦然,是因为他心无杂念,他知道,要干成大事情,光蹲实验室不行。’

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,在万钢回国后,看望过他几次。第一次来,看到他没有暖气、只有军大衣的研发条件,十分惊讶:’你为什么要回来?’第二次来时,看法已经有所改变:’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。’到了第三次,科勒发出了由衷的感慨:’照这样的速度,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。’

’事实证明,国外花30年研制出来的第一代产品,我们只用2年就完成了,万钢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。’作为并肩战斗的伙伴,余卓平感叹道,万钢是个汽车’痴’人,除了勤奋、执著,还有大智慧、好眼光。

5月14日,温总理视察同济时曾提出过的一个期望:仰望天空,而不只是看着脚底下;身为校长的万钢,率先做到了。

万钢是在2004年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的,和他搭档的党委书记,正好是他的’伯乐’周家伦。他们一起领导着’同舟共济,自强不息’的母校,走到了100年校庆的日子;几天前又一起欢迎和同济有不解之缘的德国贵客总统克勒、前总理施罗德……

这次校庆,也是万钢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出现在同济大学了。面对记者,他只是简单地说: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,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到新岗位上的第一件事是’学习再学习’。在和同济副校长陈小龙聊天的时候,万钢就是这样说的:’徐部长已经定下了非常好的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,我去当部长,一定会沿用。’陈小龙说,根据他对万钢的了解,’作为一个部长,他不会太多去管科技部内部的事务,更主要是在宏观层面、在国家层面去拓展合作,包括国际交流。’离开前,万钢说:’小龙,汽车学院的事就拜托你了。’

 记者问陈小龙,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’完人’的万钢,难道就没有缺点吗?陈小龙说:’中组部考察时,我回答过同样的问题,那时我想了很久,答案是‘有点胖’,你们应该理解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了。胖再加上睡眠时间太短,对他身体不好。好在他睡眠质量还好,只要躺下就能睡着。’

躺下就能睡着的万钢,在听到自己即将做部长的那晚失眠了。’做校长时还觉得心中有底,可做部长,责任重大。’

但周家伦依然那么笃定。3年在国外,7年在国内,10多年的相识、共事,’我太了解他了,他就是国家需要的人’。

  他就叫万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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